如今，“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這一俗語，已不能大行其道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城市化加快推進，法律法規(guī)逐步完善，男女平等意識逐漸增強，越來越多的“她權益”意識覺醒。那么，對于“外嫁女”應享有的權益，法律是如何保障的？阻礙其實現(xiàn)的因素有哪些？近日，記者采訪了學者、法官、律師等法律界人士，探討如何加強對“外嫁女”的權益保護。

現(xiàn)象

“嫁出去的女兒”遇到寒心事

3月5日，廈門市海滄區(qū)人民法院發(fā)布了一起案件——外嫁女兒與兄弟因爭奪父母遺產反目成仇。“外嫁女”權益實現(xiàn)問題也再次引發(fā)討論。

廈門市海滄區(qū)的老謝夫婦共養(yǎng)育了6名子女。前幾年，老謝夫婦相繼離世，留下了一套房產，房產證還在老謝名下。一開始，謝家姐弟6人并沒提及如何分配這套房產，直到去年8月，村子里老房子進行拆遷，老謝夫婦留下的這套房產獲得將近1000萬元的拆遷款。如何分配這筆拆遷款引發(fā)了姐弟間的嫌隙，甚至對簿公堂。

“‘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她們憑啥分娘家的財產？”原來，謝家仨兄弟認為，根據(jù)當?shù)仫L俗，姐妹出嫁后就是“外姓人”，不能繼承父母的財產，而且謝家的3個姐妹也沒有履行贍養(yǎng)義務，所以無權繼承房屋拆遷款。聽了這話，謝氏仨姐妹不干了，將兄弟們告上法庭，要求依法繼承自己應得的財產。

當老風俗撞到了新風尚、陳規(guī)陋習與法律法規(guī)有了沖突，這筆高額遺產會否導致親情崩塌？謝家兄妹的糾紛只是“外嫁女”是否有權繼承父母遺產問題的一個縮影，其背后折射的是更多關于“外嫁女”權利的實現(xiàn)問題，其中包括：到底能不能繼承娘家父母遺產？能不能享受征地補償分配？能不能繼續(xù)享有土地承包權？

北京盈科（廈門）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培軍曾代理過這樣一起案件。張女士是我省某村村民，已結婚外嫁，但未將戶籍遷出。村集體土地被征收了，村里未將補償款分配給張女士。張女士跟村集體協(xié)商，要求取得屬于自己的那部分拆遷補償款項，但村里因為其已外嫁而不同意給予分配。因此，張女士委托該律師事務所代為起訴。目前，她的訴求已獲法院勝訴支持。

趨勢

涉“外嫁女”糾紛日益增多

記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的相關數(shù)據(jù)中以“外嫁女”為關鍵詞檢索，從“案由篩選”欄能夠檢索出我省涉“外嫁女”糾紛有2008件，其中民事案件1979件，可見民事案件以近99％的比例占據(jù)極大比重。另經關鍵詞搜索，從2012—2020年，我省范圍內有關“外嫁女”民事糾紛的法律文書在裁判文書網(wǎng)公布數(shù)據(jù)分別為6例、8例、182例、202例、278例、224例、352例、446例、281例。從數(shù)據(jù)看，自2013年后“外嫁女”權益糾紛案件成幾何倍數(shù)級增長，到2020年才有所回落。

那么，為什么會導致“外嫁女”權益糾紛，且糾紛案件日益增多？

福建師范大學法學教授丁兆增說，涉“外嫁女”糾紛在農村地區(qū)相對較多，不少地方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確定的基層集體經濟組織享有高度自治權限為由安排處理“外嫁女”權益問題。但是，村規(guī)民約一般傾向排斥“外嫁女”權益。

負責處理侵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糾紛的集美法院立案庭快處團隊法官洪娟娟告訴記者，2018年以來，該院已受理了近700起涉及“外嫁女”及其子女的侵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糾紛。她說，在審判過程中發(fā)現(xiàn)，“外嫁女”在村集體中往往屬于弱勢群體，依靠民主決策的方式認定“外嫁女”及其子女的權益，往往是“弱者愈弱”，“在涉及征遷補償款分配時，村組織負責人不敢主動發(fā)放，擔心導致戶口的趨利性遷移，造成村集體財產流失；村民一般認為‘嫁出去的女兒就是潑出去的水’，擔心自己的人均分配變少，在投票時也不會支持”。

“外嫁女”權益無法保障，導致矛盾糾紛，且伴隨城市化進程加快，涉及農村土地被征收，有關“外嫁女”是否享有拆遷補償權益的爭議越來越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法律法規(guī)的完善，“外嫁女”的司法權益得到更為充分的保障，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覺醒，這是導致“外嫁女”糾紛增加的又一原因。

同時，我省某些地區(qū)受“重男輕女”這一觀點影響，“外嫁女”在遺產繼承方面的權益也難以實現(xiàn)。王培軍說，根據(jù)代理情況看，在法律規(guī)定和舊風俗的碰撞下，“外嫁女”繼承糾紛的案件也在增多。

救濟

法律規(guī)定保障婦女權益

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外嫁女”的權益包含身份、戶籍、居住、生育、選舉、分配等各個方面，但關于“外嫁女”的權益糾紛主要是兩方面：第一是作為集體組織成員享有的權益；第二是作為女兒享有的權益，即享有和兄弟同等的財產法定繼承權。

丁兆增說，當“外嫁女”的集體組織成員權益被侵害時，一般來說，當事人首先會先與村委會或鎮(zhèn)政府進行交涉，若交涉無果，就會選擇法院訴訟的途徑來解決問題。

廈門市集美區(qū)一女子從灌口鎮(zhèn)嫁到陳井村，丈夫意外離世后，她便前往云南打工，但其戶口未遷出，其本人也未納入云南的社保體系。2015年，該女子戶口所在集體土地被征用后，卻被該村組織以“人不在本村”為由，拒絕發(fā)放補償款。交涉未果后，該女子訴至法院，最終她的訴訟請求獲得法院支持。

“外嫁女”與村委會交涉，有時候行不通?！敖鼛啄暌恢庇写罅康纳妗饧夼瘷嘁婕m紛進入到司法程序，調解效果不太好。”洪娟娟說，由于受到來自村民的壓力，部分村組織負責人不敢代表村民簽下調解協(xié)議。

法律明確規(guī)定，“外嫁女”作為集體組織成員享有的權益，主要可以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33條“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規(guī)定，以及《農村土地承包法》第6條、《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24條等有關規(guī)定。

洪娟娟說，司法實踐中，司法審查在與村規(guī)民約尋求平衡的基礎上，更多傾向“外嫁女”及其子女的權益保護。在2018－2020年間，集美法院通過司法判決認可“外嫁女”及其子女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并支持其征地補償款訴求的案件近600件，支持金額達1400多萬元。

鞏固

如何加強“外嫁女”權益保護？

2018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了《關于為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其中專門就保護農民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作了規(guī)定，要求各級法院防止簡單以村民自治為由損害村民基本的財產權利，要依法依規(guī)保護農村“外嫁女”和“入贅婿”的合法權益。

隨著法律法規(guī)的進一步完善，有了法律“撐腰”，“外嫁女”權益實現(xiàn)效果越來越好，但仍然存在阻礙。

近日，又一起涉及“外嫁女”權益糾紛的案件發(fā)生在廈門集美某村。法官前去走訪時，村主任主動吐槽：戶代表不同意給，若“外嫁女”起訴并獲法院支持，到時候執(zhí)行起來，還要從其他財產中拿出來分配。法官建議：為何不預留一部分款項出來？村主任表示自己也為難：每筆拆遷款均系全額發(fā)放，不能預留。

此外，目前仍有村集體通過村民自治的形式排斥“外嫁女”權益，大量的紛涌入法院?！昂芏啻寮w負責人會主動告知系‘外嫁女’起訴，由于拆遷款往往不是一次性發(fā)放，因此幾乎每發(fā)放一筆，當事人就要起訴一次，增加當事人的訴累，造成了大量的司法資源浪費?！焙榫昃暾f。

從過往代理的案件上來看，王培軍說：“‘外嫁女’在現(xiàn)有的法律框架下，其合法、合理的權益基本能得到保障，但也仍然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p>

王培軍表示，《農村土地承包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稱謂均有所表述，但還不甚明確，操作性不強。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上述《解釋》時也曾進行深入研究，但審判委員會對《解釋》稿進行討論后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事關廣大農民的基本民事權利，屬于《立法法》第42條第1項規(guī)定的情形，其法律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宜通過司法解釋對此重大事項進行規(guī)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在《解釋》中明確，而是通過司法建議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立法解釋或者相關規(guī)定。

因此，王培軍認為，目前司法實踐關于“外嫁女”的村民身份往往以戶口審查為主、土地承包關系和村民義務審查為輔。所以針對“外嫁女”身份權利仍需法律給予明確完善規(guī)定。

那么，如何保證農村婦女“證上有名、名下有權”？如何妥善處理“外嫁女”權益保障問題？丁兆增認為，有關部門需要加大規(guī)章制度執(zhí)行力度，加強婦女土地確權，暢通救濟渠道；需協(xié)調配合厘清“外嫁女”訴求的合理性、合法性，指導基層街鎮(zhèn)切實解決“外嫁女”合法訴求；建議充分利用目前開展的土地確權工作，加強婦女土地確權，做好男女平等政策宣傳

“除了完善相應的法律規(guī)定，最重要的是，當陳規(guī)陋習與法律存在沖突時，應該以法律的規(guī)定為準，嚴格依法尊重每位公民權利，平等尊重廣大婦女同胞?！蓖跖嘬娬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