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將其中的一個原因說清講透不行嗎？剛剛出版的《國家為何失敗》便作了這方面的嘗試。

這本書的作者有兩位。一位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達龍·阿杰姆奧盧，另一位是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詹姆斯·魯濱遜。他倆認為：“國家經濟發(fā)展程度不同，是由于制度不同、影響經濟運行的規(guī)則不同、激勵民眾的手段不同。”這些概括成一句話就是，國家的貧富是由制度的優(yōu)劣決定的。

這本書里說的制度，既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經濟制度。

這本書還將制度進一步分為“掠奪型”和“普惠型”兩種。前者指的是“少數人的富裕是建立在犧牲大眾利益基礎之上的制度”，后者指的是“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經濟機會的制度”。實行“普惠型”制度的國家，國富民也富，如英國和美國。實行“掠奪型”制度的國家，則國窮民也窮，如埃及和津巴布韋。

書中剖析了埃及這個例子。這個文明古國曾推翻過奧斯曼帝國和大英帝國對其實施的“掠奪型”統治，1952年又推翻了本國的王權統治。但經歷了數次革命的埃及卻沒有像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那樣建立起“普惠型”制度，革命的結果只是推翻了不同的統治者，卻沿襲了只為少數人謀利益的舊制度。比如，穆巴拉克統治埃及30年，其家族斂財700億美元，而20%的埃及百姓一直生活在赤貧中，普通民眾的收入只相當于美國人的12%。這也是埃及爆發(fā)“阿拉伯之春”革命的根本原因。

窮國和富國之間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國富國窮》一書說，最富有的工業(yè)化國家(如瑞士)與最貧窮的國家(如莫桑比克)相比，人均收入之比為400∶1。而在250年前，最富和最窮國家人均收入之比約為5∶1。《國家為何失敗》一書說，按照購買力調整后的價值計算，美國人均收入是阿富汗的50倍，是津巴布韋的100倍。

用制度因素來分析一個國家的富有和貧窮，簡單地說就是制度經濟學。雖然用一種學說分析國富國窮這樣的大問題很容易被人找出漏洞，但用它來分析窮國為什么貧窮時，還是頗有說服力的。《國家為何失敗》一書還將朝鮮和韓國作為例證，以彰顯其理論的強大解釋力。

1895年，康有為在北京成立了“強學會”。他為學生剖析清朝為何貧窮落后時強調，制度腐敗是根本原因。他給中國富強開出的藥方是變法——建立新制度。當然，“強學會”與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不是一回事兒。但如果康有為知道自己當時講的就是現在的制度經濟學，變法失敗流亡美國后也可以混個大學教授當當。(張興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