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除了參與重大事件的決策外，與當年的大躍進運動有關，鄧小平的活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8月北戴河會議后至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是第一階段，主要是在全國各地調研工業(yè)生產(chǎn)和人民公社問題，作鼓動工作。鄭州會議后至年底是第二階段，主要是協(xié)助毛澤東開始對大躍進出現(xiàn)的問題進行糾偏。在第一階段，鄧小平從東北一直向南走，在黑龍江、遼寧、河北、廣西、云南、四川、貴州等地調研。他一路視察工廠、人民公社、學校，聽取工作匯報，召開干部大會作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他明確指出我們出去主要是鼓動，并在各地調研時對生產(chǎn)、人民公社體制、群眾路線等問題發(fā)表了意見。第二階段主要是毛澤東開始對大躍進運動中的浮夸風、“共產(chǎn)風”、高指標等過“左”的東西進行糾偏。鄧小平積極學習和貫徹毛澤東隨著實際情況變化而發(fā)展的思想。他于11月初直接從調研地重慶赴鄭州參加第一次鄭州會議，并根據(jù)毛澤東的提議主持起草《鄭州會議紀要》。鄧小平結合他在各地的調研成果，在會議上闡述了對人民公社一些帶原則性和政策性質問題的觀點。在隨后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他作《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針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共產(chǎn)主義過渡和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chǎn)、商品交換的兩個突出傾向，著重闡述幾個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
總之，1958年大躍進發(fā)動之年，陳云和鄧小平的工作境遇大不相同，他們發(fā)揮的作用和思想觀點也不相同。陳云是受批評，作檢討，繼而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糾偏工作；鄧小平是受器重，積極參與歷史發(fā)展進程的決策，隨形勢的發(fā)展而不斷調整自己的思想狀態(tài)。
二、1959年、1960年——從大躍進運動向經(jīng)濟調整的過渡階段：陳云從一件件具體事務做起，積極調研渡災的應急措施；鄧小平協(xié)助中央處理重大事件，精力集中在中蘇兩黨論爭的國際斗爭
從1959年起，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問題開始逐漸暴露，盡管對它的嚴重性及深遠影響的估計在領導人之間有一個不斷加深認識的過程，但是極其重視出現(xiàn)的問題、認真調研解決的辦法則在領導人之間是一致的。由于所處的環(huán)境和發(fā)揮的作用不同，每個人在此間的作為都各有特色。就1959年來說，巧合的是，陳云和鄧小平都因病沒有出席七八月份的廬山會議。在此之前，陳云主要是調研落實當年的鋼鐵指標；鄧小平則主要是協(xié)助毛澤東作壓縮空氣、降低指標的工作。
1958年北戴河會議建議1959年鋼產(chǎn)量指標是3000萬噸。11月武昌會議將指標降為1800萬噸至2000萬噸。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將好鋼降為1650萬噸。即使這樣，毛澤東仍不放心，委托陳云對此進行研究。5月3日至9日，陳云連續(xù)主持中央財經(jīng)小組會議，聽取冶金部關于鋼鐵生產(chǎn)總的情況以及礦石、焦炭、耐火材料、鋼鐵冶煉、鋼材品種等問題的6次匯報。最后確定鋼材的可靠指標為900萬噸，鋼的生產(chǎn)指標是1300萬噸。實際執(zhí)行結果，1959年鋼完成1387萬噸，生鐵完成2192萬噸，鋼材完成897萬噸。毛澤東對陳云的工作很滿意，多次表揚和關心，并且進一步聯(lián)系到陳云此前提出的一系列理論觀點，甚至聯(lián)系到對陳云個人命運有重大影響的反冒進運動。毛澤東在6月13日確定1959年鋼鐵指標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指出：1956年的錯誤是不應該公開反“冒進”，至于1957年的降低指標，完全正確。此后他還說到：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對經(jīng)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云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jīng)工作比較好；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不過，隨后的廬山會議由糾“左”變成反右，毛澤東從1958年底開始的糾“左”暫時中斷，“反右傾”斗爭在全黨和全國各地普遍展開。陳云雖因病未出席這次會議，但會議結果對陳云個人命運來說，仍有深遠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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