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災濟貧力圖贏得民心
朱元璋在開國以后，以史為鑒，深知國富民窮的王朝斷難久長，故主張“藏富于民”。他說：“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系焉。”（《明太祖實錄》卷176）又云：“大抵百姓足而后國富，百姓逸而后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保ā睹魈鎸嶄洝肪?50）因此在洪武時期，明廷上下注重移民屯田，鼓勵墾荒，還興修水利，獎勵農桑，降低商稅，減免賦役，務求富民實效。然而，自元末兵燹以來，社會積貧已久。至明初，“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榖不登，則舉家饑困?！币虼?，面對天災，救災濟貧成為明初“藏富于民”實踐的重要前提和重要舉措之一。
歷史上，救災濟貧常常是朝廷“不得已而為之”，且多流于形式。洪武時期，荒政則受到朝廷高度重視。明太祖曾言：“君之養(yǎng)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饑寒，為之衣食?！保ā睹魈鎸嶄洝肪?77）史稱：“太祖之訓，凡四方水旱輒免稅，豐歲無災傷，亦擇地瘠民貧者優(yōu)免之。凡歲災，盡蠲二稅，且貸以米，甚者賜米布若鈔。又設預備倉，令老人運鈔易米以儲蓄?！逼洹霸谖蝗嗄辏n予布鈔數百萬，米百余萬，所蠲租稅無數”（《明史·食貨志》）。除了撥付救災濟貧款項，朱元璋還側重加強民眾抗災自救能力。概言之，面對天災侵襲，明太祖勇于擔當，積極作為，既樹立了朝廷的負責任形象，又增強了政府的凝聚力，贏得了民心。毋庸置疑，救災濟貧實為獲取民心、形成治世的重要前提，為“洪武之治”的出現(xiàn)夯實了經濟社會基礎。
借“災異之來”整頓吏治
朱元璋從元亡明興的歷史中總結出，“欲成善治”，必須整飭吏治。否則，“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默然”，甚至“大為民害”。如何治吏，朱元璋無所不用其極。其中，嚴懲救災失職或救災不力的官吏是明太祖藉以致治的重要舉措之一。
因天災而檢討，多為歷朝官樣文章，做“秀”罷了。朱元璋此舉，則真切務實，意在整頓吏治、培養(yǎng)官員恤民勤政之風。朱元璋稱：“災異之來，乃上天垂誡，所系尤重?！保ā睹魈鎸嶄洝肪?5）所以，一遇天災，他多敕令官員認真檢討行事理政之失誤，以求資治益民。如他曾敕諭河南官員：“河水漂沒數州，田園一空，桑麻盡為所蕩，良由牧守非人故耳。方春東作將興，民無衣食，何以立命？……爾為牧守者，宜加修省，以惠養(yǎng)其民，毋違朕命?！保ā睹魈鎸嶄洝肪?42）此類用心良苦的上諭，朱元璋總是不厭其煩。至于坐視民困者，朱元璋向來嚴懲不怠。如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下諭：“夫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yǎng)民者，守令也。今使者還言：青州民饑，有司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亟遣人馳驛往賑之，就逮治其官吏?！保ā睹魈鎸嶄洝肪?88）此次“逮治”的青州府知府賈紹祖等十七人均遭降職懲處。甚者，明太祖對救災不力官員大開殺戒，以儆效尤。如洪武十年，戶部主事趙乾救災不力，明太祖怒而殺之。
正是因為朱元璋在懲治救災不力及漠視民瘼官員方面雷厲風行，絕不手軟，官場為之一振，吏治得以整肅，各級政府日趨高效，救災恤民成為朝廷及各級官員之急務。凡此，為“洪武之治”的出現(xiàn)提供了保障。（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