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繪
“學而優(yōu)則仕”的困局
一段時間以來，“錢學森之問”引發(fā)了關于“為什么杰出人才總是冒不出來”的廣泛討論，大家從多個角度發(fā)表了不少值得重視的意見。我認為，社會價值觀的扭曲是當前中國冒不出杰出人才最重要的原因。要想解放人才，首先需要從這里開始。
“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是滿清政府派往美國的第一批官派留學生之一，學成歸國后，貢獻卓著。但是，就是這么一個人才，他一方面從事國家鐵路建設，一方面卻一直謀求更高的官位。要問為什么他要這么累？他的回答是：在中國不當官就干不成事。
眾所周知，“學而優(yōu)則仕”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觀念，讀書讀好了就要去當官。這種思想從科舉制度確立以來基本上為人們所接受，成為千年以來社會價值觀的主流，即“官本位”思想。
近代中國屢被列強欺侮，使國人開始思考為什么總是落后挨打，覺悟之一就是“學而優(yōu)則仕”讓國人都去謀取功名利祿，導致科技落后，國運衰微。后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興起、中國共產黨誕生、科學民主思想不斷傳播、新中國成立，這些時代潮流雖然對“官本位”思想有所沖擊，但是并沒有將其沖倒。時至今日，社會上把“當沒當官”、“官位多大”作為人生成功與否評價標準者，大有人在?？梢栽O想，在“官本位”觀念籠罩下的社會里，青年人很難不被這種錯誤觀念誘惑、牽動，除非具有極大的定力。所以我認為，解放人才，特別需要把人才從“官本位”的價值觀牢籠中解放出來，促使更多的青年才俊去追求真理、勇于開拓、大膽創(chuàng)新。
反對“官本位”思想，并不是反對官員，也不是反對人們去當官，而是反對那么多的人把當官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并且把官位大小作為衡量人生價值高低的標準。年輕一代應該更多地去追求科學發(fā)明、藝術創(chuàng)造、文化創(chuàng)新、管理變革、企業(yè)成功，在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廣闊領域直接創(chuàng)造價值，建功立業(yè)。
“分蛋糕”的誘惑
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中指出，所謂制度就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guī)則。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是無可爭議的。從總體上看，在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時期，其基本制度框架，始終強化著對生產性活動的激勵；而在不利于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時期，其基本制度框架，一定強化著再分配性活動的激勵。
一個社會如果很多人把當官作為自己的追求，那就意味著很多人在實行著“分配性努力”，而規(guī)避“生產性努力”。打個通俗的比喻，一個社會爭著“做蛋糕”的人多，比爭著“分蛋糕”的人多一些才是好事。諾斯指出，不少發(fā)達國家崛起的歷史反復證明了這一點。
對于像我們這樣一個正在發(fā)展中的國家，應該用什么樣的價值觀引導年輕一代，還不清楚嗎？令人擔憂的是，“官本位”的價值觀近年來不僅沒有弱化，反而有所強化。甚至有小學生直言不諱宣稱自己的理想就是要當官，有領導把讓人才當官作為最好的獎勵，現實社會生活的種種跡象表明，“官本位”的價值觀在有的地方已出現了制度化的傾向。
當然，“官本位”價值觀的改變，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甚至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但是，這與我們認識還是不認識這個問題，要不要積極加以引導關系甚大。
詹天佑的苦惱
1910年，詹天佑親口對一位年輕人說：“我們留學外國獲得了一些知識技能，要做一點事貢獻國家。如要做官，就不能做事；想做事，萬不可做官。但官又不可不做。在現在之中國，沒有經過朝廷給予你一個官職，你就沒有地位，沒有人把重要的事給你做。”
要理解詹天佑，非讀這段話不可，要理解當前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苦衷，也非讀這段話不可。這話是100多年前講的，但是語境怎么就像在今日？我的看法是，詹天佑的這段話不僅直戳“官本位”的危害，而且蘊含著解決“官本位”和“官本位”價值觀的思路，那就是要集中考慮：如何讓人才“不當官也能干成事”。
對于如何逐步減弱官本位錯誤觀念的影響，我想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要大力倡導“復合平等理論”。美國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提出“復合平等”理論，其要點在于反對“贏家通吃”。在一個公平的社會，錢是有用的，但絕不是萬能的。權是有用的，也不是萬能的。
其次，要主動為公務員考試適度降溫。近年來公務員考試熱有愈演愈烈之勢，國家某部門招考兩個公務員職位，各地報考者加起來總數近萬，被網民戲稱為“萬人坑”，其實這不是一件好事。這說明我們國家喜歡實行“分配性努力”的人太多了，喜歡實行“生產性努力”的人少。需要加大宣傳公務員權力與義務的對等，彰顯擔當公務職責的艱巨性。
其三，要提高各類杰出人才的待遇。社會上之所以追求當官，說到底是看到了當官的種種實惠明顯高于其他做出貢獻者。因此，需要適當加以平衡。要讓廣大人民群眾相信“人人都能成才”的科學人才觀是客觀真實的、也是實實在在的。這樣，大家才不會擁擠在“仕途經濟”一條羊腸小道上。對通過市場機制不能獲得應有經濟收益的重要領域科學技術專家，國家應該給予特殊的資助。
其四，要改革事業(yè)單位的決策機制。我們國家的專業(yè)技術人才大都分布在事業(yè)單位，但是由于行政領導決策權力太大，人才想干事也往往很難干成。為此需要加大學術委員會、技術委員會、藝術委員會等專業(yè)性質機構在決策中的權重，有的事項不經這類委員會討論通過則不準實施。不僅政府要成為服務型政府，事業(yè)單位的管理機構也要成為服務型機構。課題及課題經費總數確定下來之后，在人員聘用、儀器購置、經費使用等方面也應該下放權力，使真正想干事的人能夠盡其心、干成事。
(作者系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