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不到兩周時間，倫敦奧運會的激戰(zhàn)大幕就將徐徐拉啟。為了鼓勵運動員在客場繼續(xù)保持北京奧運會的高水平，體育總局開出的冠軍獎金達到驚人的50萬人民幣，相比四年前翻了一倍，創(chuàng)造歷屆奧運會的新高。據了解，除了冠軍，亞軍和季軍也將有相當數額的獎金，所有項目排名前八的運動員，都將有獎金的獎勵。（7月13日新民網）

15萬元、25萬元、50萬，從希臘到倫敦，中國軍團的奧運獎金8年間實現了三連跳。單從這個角度看，不由得你不發(fā)出“中國體育不差錢”的感慨，但且慢，當另一名“故人”再次成為新聞時，我們或許能瞥見中國體育的另一個面相：日前，前國家體操隊隊員張尚武再度現身北京街頭賣藝，許多人在地下通道目睹了張尚武的“復出”。聯系到近年來層出不窮的“舉重冠軍當搓澡工”、“馬拉松冠軍擺攤賣獎牌”事件，我們似乎又不得不說：中國體育其實很窮、很苦逼。

之所以出現這種強烈的貧富反差，從表面上看，在于體育資金分配使用的嚴重失衡：一方面，大量資金被投入到競技體育而非群眾體育上，以致于許多地方普遍存在公眾無處體育健身的問題。數據顯示，截至2003年底，我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僅為1.03平方米，遠低于美日等國，且體育場館多集中于城市，而廣大農村的體育基礎設施則極其薄弱。于是乎每到夏季，野游溺亡便成了一些地方的“保留節(jié)目”，聞之令人掩泣；另一方面，即便是在競技領域也存在嚴重的分配不均。幸運如奧運冠軍者，國家獎了省里獎，發(fā)了獎金還分房；而大多數普通運動員，不僅平時收入微薄，退役后更因缺乏一技之長及相關社會保障，陷入生活貧困甚至無錢治病的悲慘處境。

但究其根源，這一切還是舉國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體育政績觀”在作祟。在這種政績觀下，野游溺亡者的不幸、鄒春蘭、艾冬梅們的遭遇都是浮云。因為前者大可歸咎于家長監(jiān)護照料不力、學校安全教育缺失、其他部門防護設施、警示標語配備不到位；而后者雖會招致一些正面責難，但奧運的欣喜、獎牌的“功績”卻能夠成功“對沖”這些非議。更可笑的是，這種嚴重背離體育精神、妨礙體育普及發(fā)展的“體育政績觀”最終居然還要納稅人埋單，這合理嗎？奧運金牌價“值”50萬，誰同意的？

中國社會發(fā)展到今天，體育“為國爭光”、“提振民族自信心”的政治效用已日趨淡弱，娛樂成為人們觀賞體育賽事的第一初衷。既然是為了娛樂，那么理應秉承“誰消費誰埋單”的原則，再動用稅金，甚至拿官位重獎運動員顯然已不合時宜。更何況，今年還是毛澤東題詞“發(fā)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60周年的日子。一甲子、一輪回，中國的體育改革卻還在原地踏步，這樣的改革周期是否太長，改革成本是否太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