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昌黎縣團林鎮(zhèn)新開口碼頭4名船員出海遇難，其中3人為河南桐柏人，1人為山東菏澤人。家屬維權未果，萬般無奈之下，遇難者家屬于1月24日在出事海域附近為秦皇島市長建了一座廟，然后在市長的牌位前焚香跪拜（2月24日《大河報》））

從農(nóng)民工開“新聞發(fā)布會”討薪，到“狄仁杰”帶“元芳”討薪，再到遇難者家屬“廟拜市長”維權，一時吸盡公眾眼光，成為人們街談巷議的話題。若問何以形成了這樣的“維權法則”，答案確也不言而喻：“正規(guī)渠道”往往行動遲緩，甚至推諉扯皮，而一旦獲得輿論同情，成功實施了“炒作維權”，以輿論壓力倒逼政府行政維權，其解決問題的速度和效率可謂立竿見影。

海員出海遇難，屬于工傷事故，看似一則簡單的經(jīng)濟補償事件。家屬卻在當?shù)?0多個部門之間往來奔波，無一部門受理，有時還遭到毆打。當然，面對遇難者家屬的極端維權方式，很快贏得了秦皇島市領導的高度重視。正如一些網(wǎng)民評論的那樣:為什么維權部門的敏銳性總是會落在網(wǎng)民和輿論的后面?維權靠媒體是長久之計嗎?等等。

曾幾何時，當“上訪不如上網(wǎng)”成為一種社會怪象時，民眾“維權創(chuàng)意”可謂是層出不窮。如果這次遇難者家屬“廟拜”維權成功，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些正奔波在維權道路上的民眾會將此作為“經(jīng)典案例”加以仿效，下一出維權“鬧劇”又將在何時何地因何事上演呢？

面對遇難者家屬的極端維權方式，其所折射的信訪渠道失靈、部門職責缺位、依法維權乏力等弊端卻是顯而易見。因此，要想從源頭上根除極端維權事件，相關政府部門就應當認真受理舉報，做到件件有回音，件件有落實，誰違規(guī)就處罰誰，別再讓制度維權成為一紙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