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沒有平時也會隨地吐痰、亂涂亂刻或是過馬路闖紅燈的行為？如果有，那么這樣的過度譴責也只是對自己道德優(yōu)越感的一時滿足，根本上缺乏對自身行為的反思。

三千多年的埃及古跡被刻“到此一游”，這在中國公民素質多受詬病的語境下，很容易被上升到民族尊嚴的高度，受到公共輿論的斥責。問題是，當這種“沒素質”的事情發(fā)生在未成年人身上，當孩子的父母主動聯(lián)絡媒體公開道歉后，我們又該如何看待？

人類文明遺跡上的“涂鴉”，可能傷到了中國人的集體自尊，“恥辱”“丟人”“無地自容”，幾乎所有能夠拿來譴責國人素質的詞匯，都聚集到了這位“涂鴉者”身上。此時此刻，他成了“丑陋中國人”的典型代表，供輿論評判和消遣。在一片譴責聲中，他喚起了人們對旅游不文明現(xiàn)象的關注，也滿足了一些人對國人“怒其不爭”的發(fā)泄。

這確是一件需受譴責的事件，“到此一游”也確實成為國人素質不佳的一種標簽，它進入公共視野，應當引起眾人以此為鏡作對照式反思。遺憾的是，這一路輿情演變的結果，卻是一番以暴制暴的圖景：通過網(wǎng)絡搜索并發(fā)布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甚至連當事人曾就讀的小學網(wǎng)站都被黑。打著“正義”旗號的人肉、曝光、譴責乃至謾罵，完全忽略了未成年人的處境，連同批評者自己本應具備的公民理性，也付諸了以暴制暴的快感。

刻下“到此一游”的后果，一般體現(xiàn)為法律上處罰和輿論上的譴責兩方面，前者需要執(zhí)法部門依據(jù)法律作出判斷，后者則依賴公共輿論，在不傷及當事人人格尊嚴與法定權益的基礎上，進行一般的否定性評價。目前來看，本案當事人的行為并未涉及到法律上的處罰，而公眾的反應則大大超乎輿論譴責的限度，甚至在法律上衡量，涉嫌侵犯孩子的隱私權，本質上與譴責對象的行為并無二致。

以暴制暴向來是一些人看待丑惡現(xiàn)象的思維定式：當我們在斥責別人的時候，有時那些被斥責的行為恰恰也存在于我們自己身上。對國人在境外的一些“丟臉”事情，如果發(fā)生在境內可能就引不起譴責者們的興趣，甚至連他們自己也會在國內景點留下“到此一游”。我很好奇在那些譴責者當中，都是德行完美的公民嗎？有沒有平時也會隨地吐痰、亂涂亂刻或是過馬路闖紅燈的行為？如果有，那么這樣的過度譴責也只是對自己道德優(yōu)越感的一時滿足，根本上缺乏對自身行為的反思。

很明顯，以暴制暴培育不出理性的公民。在缺乏限度的不正當乃至違法譴責的過程中，參與的網(wǎng)民自身變成了又一群不理性、缺乏寬容的人。這種網(wǎng)絡暴力的背后，恰恰是公民德行的喪失。他們雖然打倒了一個公民壞行為，卻讓更多缺乏理性的壞思維站立了起來。就此而言，埃及神廟事件為我們反思文明短板提供了鏡鑒，也為我們檢討自身評判的立場和思維提供了契機。

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