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會聽取《深圳市經濟特區(qū)控制吸煙條例(修訂草案)》的初審報告，報告建議對第三十七條“銷售者責任”進行修改，銷售者將煙草制品銷售給未成年人的罰款金額應不低于甚至高于3萬元。記者采訪發(fā)現(xiàn)，商家對于這種違法行為并不上心，相關人士則質疑重罰執(zhí)法難以落地……（8月6日《羊城晚報》）

應該禁止和重罰向未成年人售煙，人們對此是沒有異議的，因為這不僅是我國保護未成年人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國的慣例。我國有很多好的法律規(guī)定，遭遇了執(zhí)法落實困境，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在目前的情況下，要將向未成年人售煙全部落實不低于3萬元的罰款，至少在短期內，也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但是，能不能以難以落實就質疑立法的善意與必要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難以落實，立法的價值取向也必須旗幟鮮明。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對違法行為的懲處，只是法律價值的一個方面。雖然懲處違法行為，對維護社會秩序、捍衛(wèi)人類正義作用重大，但這畢竟只是事后救濟，作用有限。實際上，法律更大的價值在于對合理社會關系的肯定，對不合理社會關系旗幟鮮明地否定，從而向每一個人傳遞一種價值取向，指引人們應該如何行為，建構一種評判標準，讓人們可以判斷自己和他人的行為是否合法，提供一種救濟參考，讓人們可以預測守法與違法的后果。

我國禁煙、特別是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煙，多年以來，效果一直不如人意，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我國的商業(yè)文化里，一個愿買，一個愿賣，只要是公平交易，似乎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就沒有什么不可以。后來，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規(guī)定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并要求經營者在顯著位置設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的標志，雖然現(xiàn)在執(zhí)行落實地還不夠，但至少已經從觀念上建構起了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違法的社會共識?，F(xiàn)在，深圳立法，進一步明確重罰的標準，毫無疑問會進一步提醒商家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

而且，在法治社會，一個人行為的基本邏輯，就是“法無禁止即自由”，而公權力的行為邏輯，這是“法無授權即禁止”。所有的執(zhí)法，都必須有法可依。目前“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的規(guī)定之所以執(zhí)行不好，固然與部分商家守法意識薄弱、逐利沖動強大有關，但與處罰細則不夠明確、處罰力度不夠大也是密不可分的。深圳立法重罰向未成年人售煙行為，不僅為執(zhí)法提供了明確依據，也會進一步提醒商家權衡向未成年人售煙的后果，從而選擇自覺守法。

當然，法律的生命在于執(zhí)行。如果既有法律不能得到執(zhí)行落實，“破窗效應”就會擴大，就有讓法律淪為一紙空文的危險。雖然重罰賣煙給未成年人的商家，能否禁絕愈來愈嚴重的中小學生吸煙現(xiàn)象，可以討論。但是，不重罰，情況可能也不會更好，可能只會更糟?，F(xiàn)在，深圳的重罰立法已經明確，接下來的主要是執(zhí)行的問題了。要完全讓重罰執(zhí)法落地，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在有法可依的情況下，先“殺雞以儆猴”，再加以輿論宣傳，也是會有效果的。所以，無論如何，我們不應該否認重罰向未成年人售煙的合理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