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1年開始，住建部曾兩度明確提出，要完成《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修訂，但卻兩度“爽約”。專家透露，“條例修訂緩慢是因為擺不平各種利益關系，很多人是這個制度的受益者”。（6月18日《新京報》）

眾所周知，現(xiàn)行公積金條例之所以急需修訂，一個根本原因在于，我國住房公積金制度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相當突出的不“公”問題。一方面，不僅在“住房保障”方面沒有充分起到應有的“公積”作用，未能有效促進低收入群體改善住房條件；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上也產生一種加劇收入差距的“逆向”調節(jié)作用。

如此前媒體曾報道的蘭州石化月均“萬元公積金”、“吉林延邊煙草公司高管月均公積金超過1．4萬元”等事件，都是惡劣典型。但有關調查又揭示了另一種現(xiàn)實，“非公企業(yè)中住房公積金繳納比例不足20％”，在受訪職工中“沒有住房公積金的占16．4％，公積金月繳存100元以下的占11．0％，100元至300元的占28．0％”。這意味著，對于絕大多數普通企業(yè)職工來說，或者根本就沒有住房公積金，或者即使有，也遠遠不到某些職工公積金的零頭，兩者懸殊甚至高達上百倍。

這種背景下，住房公積金條例修訂何以“擺不平各種利益關系”、“受益者”究竟是誰，自然顯而易見。也即，一方面是那些有條件“多繳公積金”的“有錢的單位”及其職工，如“不差錢”的央企國企和一些機關事業(yè)單位；一方面是，那些“沒錢”或者即使有錢也不愿意給職工足額繳納公積金的非公有企業(yè)。

那么，針對這些既得利益阻力，究竟怎樣才能“擺平各種利益關系”、確保條例修訂不再爽約呢？除了在修訂程序上應充分公開，確保相關利益群體尤其是普通企業(yè)職工群體的知情、參與、監(jiān)督權之外，另一個關鍵或許還在于，必須在重新修訂的公積金制度上，同時設計制定足夠嚴密和更具約束力的“限高”、“提低”雙重措施，確保在制度上既能有效抑制“有錢單位多繳公積金”，又有效避免“沒錢單位少繳甚至不繳”情況的發(fā)生。

比如，在“限高”方面，其一，應進一步考慮壓縮現(xiàn)行“12％月工資”、“3倍平均工資”的公積金上限繳費標準；其二，還應對國企過高繳存的公積金，取消免征個稅待遇；其三，對于那些假借公積金濫發(fā)福利的央企，還應制定更嚴厲處罰標準。

在“提低”方面，其一，應考慮適當提高目前“月均工資5％”的公積金最低繳存標準；其二，應不斷擴大住房公積金的覆蓋和強制繳納范圍，對于拒繳或少繳公積金的用人單位，制定更嚴厲和現(xiàn)實可操作的罰則；其三，為鼓勵非公企業(yè)主動繳納公積金，應考慮給予一定的稅費減免優(yōu)惠，降低其繳費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