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還沒從杭州“7.5”、長沙“7.11”兩地的公交車人為縱火案驚魂之中緩過神來，7月15日，廣州再次發(fā)生類似的案件。不幸的是，廣州公交車上的燃燒案，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33人受傷。人們不禁驚嘆，如此密集的同類案件發(fā)生在同樣的公共空間，這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

3起公交車燃燒案，場面驚人地相似。如果不是犯罪嫌疑人相繼水落石出，它完全就像出自同一個犯罪分子之手。因此，人們不免會想到作案手段的模仿效應(yīng)。

其實犯罪手段的模仿，不是一個復(fù)雜的過程。真正難以捉摸的，還是犯罪心理的模仿效應(yīng)。從去年制造廈門公交燃燒案的陳水總起，輿論就一直呈現(xiàn)出一種角力和扭曲的態(tài)勢。一方面對逝者寄予同情，一方面對制造公交暴力事件的犯罪分子，從沒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用來煽情的細(xì)節(jié)。甚至有時候，無辜的逝者無人問津，而犯罪分子的家門已被各路媒體幾近踏破。尋找犯罪動機(jī)，成為一些媒體試圖解剖深層次社會根源的一條必選之路。他們看上去似乎在揭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本質(zhì)，實際上卻有意或無意之間，在犯罪分子生存際遇的種種細(xì)節(jié)中，寄予了熱切的煽情與深切的同情。

一些“無悲劇不制度”的網(wǎng)絡(luò)名人，更是在每次悲劇面前像打了雞血一樣，他們看上去是聞悲則怒，實際上是逢悲必罵體制，似乎犯罪之惡，都是制度之惡。他們眼中的公交犯罪，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一種宣泄。他們在貌似理性的思考中收獲一些粉絲的點贊與跟隨，卻混淆了暴力犯罪與公眾生命安全的概念，人為地制造了官民對立，博得人們盲目的同情，某種程度上給那些預(yù)謀報復(fù)社會的極端暴力犯罪分子，構(gòu)成了一種錯誤的暗示——做一個陳水總、包來旭，反而能夠引起更多人的同情。

不錯，任何一起公共環(huán)境下有意制造的暴力犯罪，犯罪主體多多少少有著或引人注目、或發(fā)泄不滿的內(nèi)心訴求。但是，即便解決自身問題的渠道還不暢通，即便自己的處境多么不幸、心境多么悲觀，都不是可以將無辜的生命綁架到死路上的理由。如果輿論和媒體，不能對這樣的暴力犯罪同仇敵愾，而是以“博眼球”為第一訴求，搶著挖掘犯罪分子的家庭背景、生活困境、心路歷程，便會淡化社會對于暴力犯罪的激憤情緒，轉(zhuǎn)移民眾客觀分析和判斷暴力犯罪的視線，轉(zhuǎn)嫁社會矛盾，使得這些試圖犯罪的分子，為自己像陳水總、包來旭一樣實施犯罪，找到自我解脫的心理認(rèn)同。

對接二連三的同類暴力犯罪扎堆出現(xiàn)的同情，其實是一種輿論暴力，只不過這種暴力，因為有著溫情與人性的包裹，將隱藏的對公眾生命安全的冷漠，用溫暖與同情、人性與煽情的偽裝，裹得嚴(yán)嚴(yán)實實，反而讓社會造成一種錯覺，可恨的不是綁架別人生命一起陪葬的暴力犯罪實施者，而是制度。

如果排除輿論中有意為之的、與犯罪分子同樣心靈扭曲的可能性，那么，一邊為無辜的死難者點蠟燭，一邊為暴力犯罪分子尋找犯罪理由的輿論情緒，客觀上造成的后果同樣是為犯罪洗地。這種無底線的同情泛濫，實際上是看似客觀報道的另一種混淆視聽。

一個制造無辜生命悲劇的犯罪分子，其個人的悲情與公共的悲劇相比，誰輕誰重？輿論倘若對于犯罪心理、犯罪動機(jī)、犯罪細(xì)節(jié)事無巨細(xì)地加以渲染并且寄予同情，那些本想犯罪的人們，就很可能會更加放大自己的悲情心理，并且像鼓了勁似地走到前仆后繼的同一條犯罪道路上去。

昨天廣州警方公布的犯罪嫌疑人，令人驚訝地看到，一個25歲的年輕人，竟然會因個人賭博輸錢而心生不忿，在公交車上制造了這場縱火慘案。如果不是因為賭博，媒體同樣可以在這個輸不起錢、甚至可能已經(jīng)窮困潦倒的小伙子身上，挖出這樣或者那樣令人同情的細(xì)節(jié)來。但是，這個心理已經(jīng)變態(tài)的小伙子，誰能保證他的心理扭曲過程中，是否有著被輿論扭曲了的陰影？是否在媒體連篇累牘關(guān)于陳水總、關(guān)于包來旭等看似令人掬得出淚來的同情式報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是否在那些“無悲劇不制度”的公知式反思與憤慨之中，找到了心理與道義上的支撐？

我們可能難以控制犯罪分子心理的變態(tài)，但影響社會犯罪心理的輿論和媒體，心理萬萬不能變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