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西、廣東、山東等地，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施工方墊資、BT項目、合資建設等方式，進行市政和基礎設施建設，但因財力困難等原因拖欠施工方債務，造成部分施工方陷入困境，這些“政府債主”多次討債未果，不得不借高利貸支付農民工工資和債務利息，有的不堪重負瀕臨破產，有的甚至輕生自殺。（8月6日《經濟參考報》）

政府欠債不還當老賴，被人們形象地稱之為“官賴”?！肮儋嚒笔紫仁莻€公信的問題，但政府因財力困難還不上欠款形成的“官賴”，其傷害、背后的問題絕不限于公信力的損失。

作為一種財政現象，“官賴”頻現無疑直指預算軟約束之弊。“官賴”的問題，涉及現行寬口徑的預決算機制以及財政收支的不透明，涉及地方人大對預算審核力度的不夠有效，同樣涉及如何考核和評價政府部門、主政官員的問題。正基于此，治理“官賴”，除了要在政府公信力的構建上加碼，還必須徹徹底底將政府錢袋子管起來，做到量入為出，遏制“新官不理舊賬”思維下的舉債沖動。

但也得看到，這些都是從約束政府財政收支權力的角度講，而“官賴”所造成的傷害，一方面對應著權力的失范，另一方面則對應著政府債主們權利訴求得不到主張的事實。理論上，政府賴賬不還，對普通民眾而言是一個可以在司法范疇解決的問題。但實際中，面對“官賴”，法律救濟要么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要么無法改變政府賴賬不還的事實，司法制衡力量的孱弱昭然若揭。

相較于政府公信的缺失以及預算軟約束，司法救濟機制的缺席無疑更值得正視。法律歷來被視為權利的最后一道防線，“官賴”拒絕還款，訴諸司法并不存在勝訴困難，但對新聞中的走投無路的政府債主們而言，“打贏官司，也很難討回債務，還得罪了領導”，他們對于本應最為有效的權利救濟途徑的拒絕，一方面意味著司法影響力的薄弱，薄弱背后則是政府債主對于審判獨立的不信任，以及司法強制執(zhí)行力度有限的擔憂。

而另一方面，它也折射了人們對于法治缺乏一種可靠的預期——公平的司法，依舊掩蓋不住他們對于“領導”的憂慮。這種憂慮至少說明，權力秩序而非法律秩序，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當地的社會生態(tài)。

一個在法律上有理有據的政府債主，卻不愿通過司法途徑來主張訴求，或者即便訴諸司法，也無法改變討不回欠款的事實，這樣的現實比公信之憂和預算失范更值得反省。在法治社會的建設路途上，對權力的約束歸根到底要回歸到法律層面，債主自殺背后司法救濟的缺席，必須通過獨立的審判以及相應的司法改革來及時矯正。只有司法硬起來，政府債主們才能在面對政府部門這樣有著資源優(yōu)勢的強大債務人時，有著以法治名義主張自身權利的自信。這些問題，希望借助正在推行的司法體制改革能給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