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6日，陸瓊（化名）生下雙胞胎還未滿月，接到一個陌生的手機來電，詢問雙胞胎的近況，并推薦上門催奶服務；雙胞胎滿月后不久，她又接到一家嬰兒紀念品公司的來電，詢問她是否需要給孩子剃胎毛。據悉，上千名預產期在去年11、12月份、在深圳市婦幼保健院做過產檢的女性接到過類似的陌生來電或短信。深圳母嬰護理A公司向記者提供了這份預產期在去年11、12月份的泄露名單，內容詳細，總人數超千人。（3月15日 《南方都市報》）

陸瓊的遭遇，很多孕婦都碰到過。從孩子出生再到滿月，都有一雙眼睛在盯著你，他們隨時可以為你提供同步的服務。嬰兒服務公司熱情的電話咨詢，體貼周到的上門服務，這些固然令人欣慰。可是，大家不要忽略了另外一個細節(jié)：嬰兒服務公司竟然洞悉孕婦的一切動態(tài)，這是多么可怕啊。

深圳千余名孕婦的信息被泄露，是誰動了他們的個人信息??？能順利采集孕婦信息的，必然是婦幼保健院。孕婦產檢的共性將信息泄露對象指向了深圳市婦幼保健院，記者的調查也驗證了這一事實。更令人驚恐的是，該院一名工作人員不但泄露了一千多名孕婦的姓名、性別、年齡、聯系電話、末次月經、孕周及預產期等詳實的信息，還可以高價出售已經生產的孕婦信息。

孕婦信息被泄露，表面上看，那些購買信息的孕婦嬰兒服務公司僅僅是得到了近水樓臺之便，先一步向孕婦嬰兒提供商品、服務，而孕婦僅僅是受到了電話或短信的騷擾而已，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太多的危害。其實，孕婦信息泄露的危害遠不止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獵取公民信息，未必全是為了商業(yè)需求，如果他們挖空心思地運用公民信息，從中找到作案的便利，其后果不堪設想。

按理說，嬰幼兒服務公司把孕婦當作商品，婦幼保健院工作人員把孕婦信息當作商品，這些都應是違法行為，然而遺憾的是，他們違了什么法？這個非常模糊。目前，懲戒出售、利用公民信息行為的法律不少，但這些處罰條款零散地出現了數部法規(guī)中，不夠集中也不盡針對性。再者，那些零散的法規(guī)條款多半都是事后處罰措施，而無事前的保護意愿。深圳孕婦信息泄露事件再次證實了出臺《公民信息保護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一味地用事后懲戒的策略打擊出售公民信息行為，恐怕治不了根本，我們必須建立事前防范與事后懲戒相結合的《公民信息保護法》。特別是隨著互聯網的深度發(fā)展，我們進入一個大數據時代，公民信息保護立法更具緊迫感，可以說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其實，民間早就有了公民信息保護立法的呼聲，兩會代表也曾多次提交公民信息保護立法的提案，然而，公民信息保護立法依然蹣跚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