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黨員領導干部違紀違法現(xiàn)象依然嚴重。一些領導干部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謀取非法利益問題突出， “一把手”腐敗問題仍然嚴重。從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共處分縣處級以上干部16082人，其中，處分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一把手”3362人，占同期處分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干部的38.4%。同時，一些基層管理部門和基層干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增多。從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共處分基層站所工作人員38464人。比如，山西省臨汾市蒲縣煤炭局原局長郝鵬俊，利用職權違規(guī)從事煤炭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謀取巨額利益，同時犯有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違紀金額巨大，社會影響十分惡劣，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20年。

三是一些腐敗案件涉案金額巨大，社會影響惡劣。比如，首都機場集團原董事長李培英，貪污公款8250萬元，索要、收受有關單位和個人款項共計折合人民幣2661萬元；先后多次到境外賭博，賭資特別巨大。李培英被依法判處死刑。

四是一些腐敗分子同時具有多種違紀違法行為，集政治上蛻變、經(jīng)濟上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身。比如，國家開發(fā)銀行原副行長王益，政治上喪失理想信念、目無黨紀國法；經(jīng)濟上貪得無厭，為謀取個人私利不擇手段，利用職務便利為數(shù)名請托人謀取利益，索取或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196萬元；生活上極其糜爛。王益被依法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zhí)行。

五是窩案、串案、案中案明顯增多，有的大案要案涉及幾十人甚至上百人，有的一個領導班子中多人被查處。比如，在安徽省古井集團高管人員嚴重違紀違法案件中，原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王效金，集團副總裁、房地產(chǎn)公司董事長李運杰，古井貢酒股份公司總經(jīng)理甘紹玉等10名高管人員涉案。王效金被依法判處無期徒刑，其他人員也受到相應的刑事處罰。

六是腐敗案件類型、性質和作案手段等出現(xiàn)新變化，違紀違法行為日趨復雜化、隱蔽化、智能化，新興經(jīng)濟領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術手段作案有所增加。比如，商務部條法司原巡視員郭京毅單獨或伙同商務部、工商總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多名司局級干部，以及一些中介組織工作人員，利用各自在外資審批、監(jiān)管、服務等方面的權力，通過正常工作協(xié)調機制相互串通勾結謀取私利，犯罪行為具有較強的專業(yè)性和高度的隱蔽性。郭京毅因受賄罪被依法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zhí)行，其他涉案人員也分別受到相應的刑事處罰。

此外，一些黨員領導干部作風和廉潔自律方面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和不正之風仍然比較嚴重。一些領導干部宗旨意識淡薄、工作作風漂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漠不關心，甚至失職瀆職、釀成嚴重后果。比如，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原局長鄭莜萸，“監(jiān)守自盜”，除利用職權收受賄賂600多萬元外，還違反重大事項請示報告制度和民主決策程序，草率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統(tǒng)一換發(fā)藥品批準文號工作，且疏于職守、部署不周、監(jiān)管不力，致使藥品注冊管理秩序混亂，全國假藥劣藥事件頻發(fā)，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用藥安全。鄭莜萸因受賄罪、玩忽職守罪被依法判處死刑。同時，一些領導干部作風簡單粗暴，在土地征用、城鎮(zhèn)拆遷、城市管理等過程中違規(guī)操作、粗暴執(zhí)法，甚至濫用強制手段，引發(fā)群體性事件和個人極端事件；一些領導干部貪圖安逸，奢侈浪費，享樂主義嚴重；一些領導干部在廉潔自律方面要求不嚴，違規(guī)收送紅包禮金、超標準住房、從事營利性活動等問題屢禁不止，等等。另外，從這些年查處的一些群體性事件和重大責任事故看，背后往往隱藏著官商勾結、以權謀私等問題。比如，2008年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9·8”潰壩事故，造成277人死亡。經(jīng)過調查，臨汾市公安局原常務副局長段波、臨汾市原副市長周杰、襄汾縣原縣長張金鳳等5名領導干部因利用職權為發(fā)生事故的新塔礦業(yè)公司非法生產(chǎn)提供便利、收受賄賂等嚴重違紀違法問題受到嚴肅查處。

第三，要深入分析一些領域腐敗現(xiàn)象易發(fā)多發(fā)的原因。腐敗現(xiàn)象是一個具有復雜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世界性難題。當前，我國社會存在腐敗現(xiàn)象的原因，我感到主要有以下5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