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國工農(nóng)紅軍歷時兩年，跨越11個省區(qū)，行程兩萬五千余里的長征，是人類歷史上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中央紅軍長征過貴州，是這部壯麗史詩中光輝的一章。

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是毛澤東、朱德親自締造并直接率領的一支工農(nóng)武裝。這支工農(nóng)武裝是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由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贛西、贛南起義、閩西起義、平江起義所組建的紅軍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于1930年8月合編而成。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前委書記、總政治委員。共約8萬人，主要活動在以瑞金為中心的贛南、閩西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直接受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

中央紅軍在1930年至1931年9月，同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的人民一起，連續(xù)粉碎了國民黨蔣介石第一、二、三次軍事“圍剿”，勝利地保衛(wèi)了中央革命根據(jù)地。

1931年1月，中共第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統(tǒng)治了黨中央。1933年，黨中央由上海遷到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博古代理黨的總書記，使“左”傾路線更加全面地在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貫徹執(zhí)行。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毛澤東由于受到王明“左”傾路線的排斥而被迫離開領導崗位，但周恩來、朱德指揮中央紅軍運用和發(fā)展了以往反“圍剿”中成功的經(jīng)驗，在第四次反“圍剿”中仍然取得了勝利。

1933年10月，蔣介石不顧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加緊擴大侵略，中華民族處于危亡之秋的大局，推行“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調動100萬軍隊，200架飛機，對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各個革命根據(jù)地發(fā)動了第五次軍事“圍剿”。其中以50萬兵力，采取“堡壘主義”步步推進戰(zhàn)術，圍攻中央革命根據(jù)地。

面對敵人空前規(guī)模的軍事“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事實，錯誤地認為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反對五次‘圍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zhàn)”。極力夸大革命的形勢，提出要“御敵于國門之外”。拋棄了紅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成功經(jīng)驗，指揮紅軍采用冒險主義的“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實行“正規(guī)戰(zhàn)”、“陣地戰(zhàn)”。他們不顧敵人在裝備上、人數(shù)上大大優(yōu)于紅軍的實際情況，與敵人拼消耗，使紅軍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使紅軍善打運動戰(zhàn)、游擊戰(zhàn)的特長無法發(fā)揮。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敵人三里五里一進，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壘主義作戰(zhàn)法，完全是紅軍自己的節(jié)節(jié)抗御促成的。如果我軍在內(nèi)線放棄節(jié)節(jié)抗御的戰(zhàn)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時轉向敵人的內(nèi)線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種”?！敖y(tǒng)治著第五次反‘圍剿’時期的所謂‘正規(guī)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方針，否認這種流動性，反對所謂‘游擊主義’……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華里的長征”。

1933年11月，蔣介石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開始不久，被調到福建圍攻紅軍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發(fā)動“福建政變”，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反對蔣介石，要求與紅軍簽訂抗日反蔣協(xié)定。然而王明“左”傾路線的領導者坐失良機，實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使敵人在圍攻第十九路軍，扼殺了“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得以從容地調轉頭來，加緊圍攻中央革命根據(jù)地。此時，“左”傾路線領導者仍然東堵西擊，窮于應付，使紅軍越打越少，根據(jù)地越打越小。

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后的一段時間內(nèi)，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導人曾對“左”傾路線領導者提出過意見，但都遭到拒絕和壓制，并被排斥在實際領導之外。最后紅軍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實行戰(zhàn)略大轉移。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一、三、五、八、九軍團及后方機關，從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瑞金、雩都、長汀、寧化等地出發(fā)開始長征。

二、轉兵貴州

在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前，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先派遣紅六軍團西征，一方面打亂敵人的部署，一方面給中央紅軍長征探路。1934年8月初，紅六軍團從湘贛革命根據(jù)地出發(fā)，經(jīng)過湘南、桂北和黔東南，到達黔東與紅三軍(紅二軍團)會師，然后進軍湘西，發(fā)動“湘西攻勢”，牽制敵人，策應中央紅軍長征。

中央紅軍長征開始時，王明“左”傾路線領導者計劃要到湘西建立新的根據(jù)地。在長征中，他們又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采取“甬道掩護”、“大搬家”式的奪路突圍方式，抬著笨重的機器和壇壇罐罐每天只能行走一二十華里，使紅軍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

蔣介石得悉中央紅軍轉移去了湘西，就在中央紅軍西行的路上設置了四道封鎖線，圍堵中央紅軍。中央紅軍雖然英勇奮戰(zhàn)，但損失很大，及至1934年12月初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湘江封鎖線時，紅軍兵力損失三分之二，已由長征出發(fā)時的86859人(1934年10月8日紅一方面軍花名冊)，在到達湖南、貴州邊境時，減少到3萬余人。

此時，蔣介石已完全知道中央紅軍轉移的意圖與轉移的路線，遂在紅軍北去湘西路途上的靖縣、城防、綏寧、會園一帶調集了14個師(其中敵中央軍薛岳部8個師、湘軍劉建緒6個師)共約16萬多人的兵力，布成一個大口袋等待紅軍。在中央紅軍的背后，尾追紅軍的桂軍2個軍約6萬人也緊跟到通道以南的湘桂邊界。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左”傾領導者仍然堅持要中央紅軍北上湘西去會合紅二、六軍團，讓苦戰(zhàn)兩個多月、戰(zhàn)斗力與戰(zhàn)斗人員異常削弱的紅軍，去與五六倍于己的優(yōu)勢敵軍硬拼，其結果是不難想像的。

中央紅軍挺進到湖南省通道縣時，毛澤東向中央政治局建議紅軍放棄去湘西的計劃，改為向敵人防守力量較弱的貴州進軍，并爭取主動創(chuàng)造戰(zhàn)機，打幾個勝仗，使苦戰(zhàn)兩月跋涉千里的紅軍部隊能稍事休整。毛澤東的這個建議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數(shù)同志的贊同，于是中央政治局在通道縣城開了個簡短的會議。會上多數(shù)政治局委員否決了“左”傾路線的推行者、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堅持要紅軍去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的意見。在此之前，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先后說服了王稼祥、張聞天等人。所以在通道會議上毛澤東的建議立即得到周恩來、朱德及王稼祥、張聞天等多數(shù)同志的支持，于是中央紅軍改變前進方向，不去湘西，而調頭西進貴州。

三、黎平會議

貴州省是漢、苗、布依、侗、彝、水、回、壯、瑤、仡佬、土家、白等48個民族聚居的省份，位于云貴高原東北部，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山川縱橫，地形復雜，交通閉塞。當時全省人口不足1000萬。統(tǒng)治貴州的地方軍閥只為中飽私囊，使地方經(jīng)濟凋敝。1929年全省除有幾個面粉、火柴及一二個小型發(fā)電廠和一些手工作坊外，幾乎沒有工業(y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此時貴州桐梓系軍閥王家烈任國民黨第二十五軍軍長兼貴州省主席，主持貴州軍政。他與蔣介石及其他軍閥矛盾重重，時常兵戎相見。

蔣介石與貴州軍閥的矛盾及貴州軍閥間派系的矛盾，大大削弱了他們在貴州的統(tǒng)治力量，也大大削弱了他們防堵紅軍入黔的力量。

當中央紅軍突破蔣介石設防的第四道封鎖線，進到湘黔邊時，蔣介石曾決定以其行營參謀長賀國光為主任，率參謀團進駐重慶，統(tǒng)帥川黔各軍閥部隊堵截紅軍，并直接電令王家烈部到黔東南防堵紅軍進入貴州。王家烈因此于11月上旬在貴陽召集二十五軍和貴州省政府高級官員開會，商討如何執(zhí)行蔣介石的命令，對紅軍進行防堵。會議決定，烏江以北的防備由侯之擔負責；猶國才部開到烏江以南，負責東路的左翼防務；王家烈所部擔任烏江以南東路的右翼防務。

王家烈的計劃雖然如此，但當時能指揮得動的只有何知重、柏輝章的2個師15個團，外加侯之擔的4個團和猶國才勉強同意抽出的2個團，共計21個團的兵力，而王家烈15個團的大部又被紅軍二、六軍團牽制在銅仁一帶，猶國才另有打算，遲遲不肯派兵。直到12月中旬，中央紅軍打到貴州邊境時，黔東南的黎平、從江、錦屏、天柱等幾個縣，才只有黔軍2個團又2個營以及一些“民團”防守。這當然不堪紅軍一擊，更不可能阻擋中央紅軍進入貴州。

1934年12月12日，中央紅軍由通道分兩路進入貴州黎平縣境。右路縱隊一軍團、九軍團經(jīng)靖縣新廠(新昌)、平察(平茶)由界牌進入黎平，于12月14日在黎平縣譚溪擊潰黔軍周芳仁旅1個團(第七團)，以1個營占領黎平縣城。主力紅軍在黎平縣城北一帶稍事休整后，繼續(xù)向古頓、婆洞、八飄、鰲魚嘴方向前進。紅九軍團一部經(jīng)中營、高寨、敦寨等地占領老錦屏(同古)。12月25日，擊潰黔軍第十五團，俘敵百余人，繳槍百余支。

紅軍左路三、五、八軍團及軍委縱隊從播陽出發(fā)，經(jīng)流團進入貴州黎平縣境，隨后分幾路，于12月15日、16日、17日進入黎平縣城。

在中央紅軍進占黎平縣城前，縣城的群眾聽到紅軍快要進城的消息，都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準備迎接紅軍。兩個月前紅六軍團西征時路過黎平，這里的群眾曾聽到紅軍宣講革命道理，親眼見到紅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知道紅軍是工農(nóng)的子弟兵，因此當紅軍進入黎平縣城時，群眾自動組織起三四百人，列隊來到東門外10多里的地方，敲鑼打鼓、鳴放鞭炮，迎接紅軍大部隊入城。

紅軍中央縱隊進入黎平縣城的當天，李德等人命令紅一、九軍團渡過清水江，去湘西的乾城、鳳凰地區(qū)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由于受到多方面的抵制，該命令沒有執(zhí)行。為了進一步確定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縣城胡家商店(現(xiàn)東翹街52號)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張聞天、博古和李德。會議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關于中央紅軍向貴州進軍的正確主張，作出了《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的根據(jù)地的決議》。指出：“過去在湘西創(chuàng)立新的蘇維埃根據(jù)地的決議，在目前已經(jīng)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jù)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qū)，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qū)，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qū)?！薄稕Q議》還規(guī)定“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zhàn)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力爭避免大的戰(zhàn)斗，但在前進路線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qū)前進”。會議還討論了中央紅軍部隊的整編方案，決定將湘江戰(zhàn)役中受到重大損失的紅五軍團和紅八軍團合編為紅五軍團，撤消紅八軍團建制；把中央第一縱隊和第二縱隊合并成一個縱隊，統(tǒng)稱中央縱隊。黎平會議使中央紅軍開始從被動轉向主動，為以后的勝利，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

四、揮師西進

黎平會議后，紅軍揮師西進。

12月19日，中華蘇維埃中央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和中華蘇維埃中央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簽發(fā)了《為建立川黔邊根據(jù)地軍事行動的決定》，要求中央紅軍第一和第九軍團為右路縱隊，在占領劍河后，沿清水江向上游前進，應于12月底占領施秉地區(qū)；要求第三軍團、中央軍委縱隊及第五軍團為左路縱隊，經(jīng)劍河縣的革東、臺拱(今臺江)于12月底占領黃平地區(qū)?！稕Q定》還規(guī)定了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的協(xié)同動作，指出“二、六軍團目前應在常德地區(qū)積極活動，以便調動湘敵，當湘敵所抽調之部隊已北援時，二、六軍團應重向永順西進，以后則向黔境行動，以便鉗制在銅仁之薛岳部隊，及在印江、思南之黔敵部隊”。要求“四方面軍應重新準備進攻，以便當野戰(zhàn)軍繼續(xù)向西北前進時，四方面軍能鉗制四川全部的軍隊”。

中央紅軍揮師向貴州腹地進擊，把蔣介石圍堵紅軍的十幾萬軍隊甩到了湘西。蔣介石雖然急令黔軍王家烈率部到黔東防堵，無奈王家烈的軍隊是有名的“雙槍兵”(步槍加大煙槍)，戰(zhàn)斗力極弱，一與紅軍接觸即潰不成軍，紅軍所向勢如破竹。12月21日，紅軍右路縱隊一部攻占劍河縣城，25日夜，紅一軍團十五師四十三團攻占鎮(zhèn)遠縣城。26日，一軍團二師和十五師圍攻施秉縣城，并在城外擊潰黔軍宋華軒團，占領施秉。

紅軍右路縱隊完成對施秉的占領后，軍委急令一軍團第二師于12月28日協(xié)同左路縱隊三軍團攻占新老黃平縣城。其余部隊則繼續(xù)北進。12月29日，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進占余慶縣城，大部則經(jīng)龍溪、涼風哨等地，進抵烏江南岸龍場一帶。

左路縱隊三、五軍團及中央軍委縱隊于12月22日進占臺拱，12月28日在新黃平附近的東坡、五里橋一帶擊潰黔軍杜肇華旅第五、第六兩個團后，占領新黃平縣城。同日，一軍團第二師占領老黃平(今舊州)。

左路縱隊在完成對新老黃平的占領后，繼續(xù)北進，于12月31日入甕安縣境，經(jīng)老墳嘴進到猴場(今草塘)，其前鋒部隊進抵烏江南岸之江界河。

隨后，軍委縱隊于31日下午進駐猴場，紅軍總司令部和部分中央領導人住在猴場宋家灣。毛澤東住在下司街祠堂。

取消錯誤軍事指揮的猴場會議

烏江是貴州第一大江，由西至東橫貫全省，江水湍急，兩岸或高山或陡坡，谷深水急，險灘相接，形成貴州的南北自然屏障，自古稱“烏江天險”。紅軍進到貴州腹地和烏江南岸后，王家烈懼怕紅軍“赤化黔北”，急調3個旅1個團沿遵義老君關至南塘頭的烏江各渡口構筑工事，以阻止紅軍渡過烏江。還沿江燒毀民房，銷毀船只，自以為“拒險固守，可保無虞”。王家烈還向蔣介石進言說：“必能于南岸收聚殲之效?！焙钪畵舱f：“紅軍遠征，長途跋涉，疲憊之師，必難飛渡?！?/p>

此時，在中央紅軍的背后，國民黨吳奇?zhèn)?、周渾元兩個縱隊已尾追至施秉、黃平、鎮(zhèn)遠、三都一帶。廣西軍閥也派1個軍進至都勻、獨山一帶。

面對紅軍即將到來的又一嚴重局勢，“左”傾冒險主義者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要紅軍“一是不過烏江”，在烏江南岸轉戰(zhàn)；“二是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師”。

為確保中央紅軍北渡烏江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據(jù)地戰(zhàn)略意圖的實施，糾正“左”傾冒險主義者的錯誤，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烏江南岸的甕安縣猴場召開會議。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的堅持下，中央政治局再次否定了“左”傾冒險主義者去湘西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作出的關于渡過烏江、向黔北發(fā)展以建立新的根據(jù)地的戰(zhàn)略意圖不變。猴場會議事實上取消了李德、博古軍事上對中央紅軍的錯誤領導，作出了《關于渡江后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并命令紅軍立即渡江，“立刻準備在川黔邊廣大地區(qū)內(nèi)轉入反攻，主要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如薛岳的第二兵團)或其他部隊作戰(zhàn)，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徹底粉碎五次‘圍剿’，建立川黔邊新蘇區(qū)根據(jù)地，首先是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qū)，然后向川南發(fā)展”。并號召全黨全軍為實施這一決定而奮斗。

紅軍總政治部根據(jù)會議精神，即日起草了《總政治部關于瓦解貴州白軍的指示》下發(fā)各部，《指示》詳盡地分析了貴州白軍部隊的特點，指出其“士兵生活極端惡化，并受長官極殘酷的、封建式的虐待與壓迫”等等?！吨甘尽犯鶕?jù)貴州白軍士兵的特點，制定了瓦解貴州白軍的宣傳提綱和口號，如“不打抗日白軍，嘩變拖槍當紅軍打日本”、“紅軍為解放貴州群眾而來，嘩變拖槍當紅軍來打土豪分田地，赤化貴州”、“苗、瑤兄弟不替壓迫苗、瑤族的國民黨軍閥當兵，嘩變拖槍到紅軍來”等等，要求全體紅軍戰(zhàn)士積極開展瓦解白軍的工作，通過寫標語、畫漫畫、散發(fā)宣傳品、火線喊話等形式，把這些精神“具體化、通俗化的深入到貴州白軍士兵中去”。同日，紅軍總政治部再次發(fā)出《給中央軍的黔軍弟兄們的信》，號召中央軍士兵及黔軍士兵拖槍過來當紅軍，建立自己的工農(nóng)兵蘇維埃政權，打土豪，分田地。

這些活動，都為紅軍打過烏江，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革命根據(jù)地作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