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思想是閃電，行動是緊隨其后的隆隆雷聲。杰出領袖能夠認清本質、洞察先機、帶領軍民走向勝利和輝煌，決不是由于上蒼和運氣的眷顧，而是用先進的理論、路線、戰(zhàn)略和策略引領實踐的結果。確認領袖，實質就是確認一種理論、路線、戰(zhàn)略和策略對行動和實踐的支配權、領導權。

王明和博古的“左”傾錯誤，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的錯誤，深層根源是思想路線的錯誤。正如《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的那樣，一切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之正確或錯誤，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們是否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出發(fā)，是否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客觀需要出發(fā)。王明和博古等人以教條主義對待馬克思主義，他們的“理論”與實踐脫離，他們的領導與群眾脫離，他們的路線、戰(zhàn)略和策略與客觀現(xiàn)實脫離，這是導致黨和紅軍在這一時期遭受重大失敗、面臨生死危機的根本原因。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先鋒和楷模。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了“從斗爭中創(chuàng)造新局面”的思想方法；反對抽象理解中國革命，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和土地革命的策略原則；反對占領中心城市以奪取全國勝利，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反對單純軍事觀點等錯誤思想，提出了思想武裝和政治建軍的綱領原則；反對軍事行動上的冒險主義和逃跑主義，提出了以反“圍剿”為主要形式，依托根據(jù)地作戰(zhàn)，誘敵深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zhàn)，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等為主要內容的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國革命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則、路線方針、戰(zhàn)略和策略原則。遵義會議后的長征實踐，是對初步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成果的一次全面檢驗。長征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成果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