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常讀國際新聞，對于新加坡這個國家恐怕印象會不錯。如果你英文夠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體，恐怕也找不出多少批評新加坡的文章。

問題是，新加坡真的好到?jīng)]有缺陷？西方媒體怎么會放過這樣一個“有民主，無自由”的國家？其實是媒體不敢。之所以不敢，是因為李光耀從他執(zhí)政起，就開始了和媒體孜孜不倦的斗爭。

在1959年第一屆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選前，面對仇視該黨的英文大報《海峽時報》，李光耀公開表示，如果贏下大選，“必會跟他們算這筆賬”。30多年后，李光耀回憶道，“我們在大選中告捷?！逗{》的東主和高級編輯一并遷移到吉隆坡”。

對付國內(nèi)媒體只是小試牛刀，馴服來自西方的主流媒體，才顯示出李光耀的過人之處。

李光耀在1986年決定，對涉及新加坡內(nèi)政的外國報刊，執(zhí)行限制銷量或發(fā)行量的法令。這里面有著一個劍橋一等畢業(yè)生的精明：首先，這些報紙沒有被封禁，而是減少銷量，至于減少到多少，那就不好說了；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報道也沒關(guān)系，只要你愿意原文照登我的答復信，那還是好同志，只是，你敢登嗎；再次，銷量給你砍下來是沒錯，但是我沒說讀者不能復印你們的文章啊，所以你們的閱讀量有可能還是很高的嘛。

第一個撞槍口的是著名的《時代》周刊。在報道了一名反對黨議員的新聞后，李光耀的新聞秘書去信更正報道中不符事實之處。然后《時代》的銷量從1．8萬本被一路砍到9000本。8個月后，答復信原文照登。在《時代》雜志獲得“聽話技能”后，很多西方媒體都學會了這項技能，有好幾家還付出數(shù)十萬美元的學費。

李光耀的一句話頗為語重心長：“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lǐng)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尊重我們”。

西方歷史上曾經(jīng)形成報刊的四種理論，其中自由主義理論到今天依然對世界有著深遠的影響。李光耀對于這些理論在新加坡的適應程度不以為然。接受過西方專業(yè)法律訓練的他，能把相關(guān)問題轉(zhuǎn)化成具體的法律問題，也能在道德上，通過鉆研對方的缺點，有的放矢。

李光耀說，報刊的擁有者和記者們，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權(quán)限，因為與新加坡的部長們不同，他們不是民選的。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具有對政治指手畫腳的權(quán)利。